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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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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班进京与越剧到上海 顾锡东   中国戏曲包含着许多地方剧种,由于地方戏曲不免带有地区局限性,能够发展壮大成为全国性大剧种者屈指可数,撇开已经消亡的古老剧种不谈,至今可见者,一是有着400年历史的昆曲,二是有着200年历史的京剧,三是最近半个世纪崛起的越剧。昆曲发源于苏州昆山,盛行于江南,遍布于全国,道道地地是江南剧种。京剧的中心在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但溯其源并非北京土产,京剧的200年历史,当从四大徽班进京算起,在徽班的基础上,容纳皮黄昆乱为一体,是谓京剧。徽戏出于徽州,当然也可算是江南产品。而越剧呢,发源于浙江嵊县,发展于上海,盛行于全国,影响于海外,又是一个江南产品。从戏曲的老祖宗南戏出于温州算起,江南戏曲文化之盛,甲于天下,历史悠久,是因为江南经济繁荣富庶之地,滋养了民族文化艺术的持久昌盛。戏曲犹如园中之百花,其精美者当是花中之珍品,滋养丰富而辛勤扶持,好花才得慢慢开。但若断其滋养而任其自生自灭,只能是花萎蔫叶憔悴,渐渐品种由优转劣,即便是存在,也无甚价值了。  历史上的戏曲艺术之花,依靠谁给的滋养呢?说得再直接些,是演戏的艺人们依靠谁来养活的呢?我想大约不外乎三种形式:一是皇家养的宫廷戏班,二是富贵人家养的家养戏班,三是大众养的社会职业戏班。前两种戏班形式,虽然可能推动戏曲艺术的发展,但只能绚烂于一时,而不可能持久,最能持久的还是扎根于人民群众。所以说,戏剧的生命力存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便兴旺;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喜爱,便衰退。当初来自民间的越剧姐妹班,是在依靠群众养活中生存发展,越活越多。而这种平等的依存关系,是体现于艺术产品的商品交换形式,你给人以精神营养,人给你以物质滋养,归根结蒂是以追求票房价值而能自己养活自己,永远摆脱了封建时代那种被奴役供取乐受豢养的屈辱。即使到了解放后建立国家剧院,这改革,那改革,并没有改革观众看戏取消买票,不需要人民来养活。而在群众心目中,花钱看一场戏,与花钱买一件艺术品,没有什么区别。你要看周信芳,她要看袁雪芬,自觉自愿掏钱买票,票价不低,看了都说值得。这钱值得花,大约不是因为两位都是国家剧院院长了,而是从两位表演艺术家各具芬芬的高水平艺术中,得到的审美喜悦,得到好的艺术享受。  我不想割断历史侈谈越剧飞速发展之奇迹,不能不把昆曲、京剧、越剧三个全国性大剧种联系起来,看一看数百年来中国的戏曲艺术,如何盛衰演变,如何曲折前进,以重新认识过去之研讨,求有益今后之探索。  昆曲,实在是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娇贵花朵。明太祖朱元璋说:“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岂可缺耶!”于是从明代到清代中叶,富贵人家设置家养戏班成为风气,文人雅士循声按律编写传奇剧本成为风气。那时如《长生殿》长达一百几十折,要全部排演出来,花银三千,花时一年,只有田贵妃娘家的家养戏班承受得了,社会上的职业戏班哪里承受得起!由此可见昆曲艺术的发展繁荣,家养戏班起了主要作用。在厅堂红氍毹上献艺,与观众听觉视线距离非常近,所以用笛箫笙琵伴奏的“水磨腔”轻盈柔婉,不允许音乐噪音,严格区别的角色行档,遵循“身段八要”细腻传神,不允许表演粗犷,她只能在制造“歌管楼台声细细”的艺术氛围中精益求精。昆曲艺术在这样的演出环境中求得和谐统一之美,可以谓之厅堂戏曲艺术。大约昆曲的主要特点,一是作家为主宰,演员为从属,出过不少大剧作家,而不彰演员之名。二是只追求艺术价值,不追求商品价值,昆曲固然也在艺术竞争中有所发展,但那是豪门不惜化巨资,争妍斗胜于各个家养戏班的妙戏新声。三是只重精品性,鄙薄大众性,雅人看的戏,俗人能看懂多少无伤大雅,因而戏曲鉴赏家们只把昆曲列入雅部,其它一切民间俗戏统统归类于花部。  不幸到了清代中叶,皇帝严厉取缔豪门贵族家养戏班,这一沉重打击,不亚于江青砸烂女子越剧。再因朝廷屡兴文字狱,有如梁启超所说:“从此士大夫中的文采风流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从事音乐戏剧的权利”,再也出不了大剧作家。正因为昆曲有个缺乏大众性的致命弱点,贵人不给钱,文人不写戏,到了民间雅戏不如俗戏,于是昆曲艺人们改行者有之,兼唱乱弹梆子者有之,长期处于一蹶不振的困境中。直到20世纪20年代,苏州大实业家穆藕初拿出3万块银洋来,资助创办昆曲传习所。3万元培养一个传字辈。《十五贯》救活一个老剧种,昆曲毕竟是中国戏曲的瑰宝,是应该代代相传下去的。  回顾当年雅部衰退,花部崛起,原来皇城内不准开戏园,逐渐也放宽政策允许开了,四大徽班进京正是机遇。那时江南首富之区在徽州而不在上海。有文字记载,徽戏艺人都是搭乘富商运货船舶进京,极有可能得到富商们资助家乡戏,以整齐的阵容,精湛的技艺,崭新的行头,到北京亮相,给人耳目一新,取得轰动效应。从此四大徽班在京城戏园中久演不衰,别的地方戏上京演一阵子还乡,他们不回去,颇多长期落户于北京者,与越剧老大姐们做了上海人一个样。  徽戏与花部众多地方剧种相同,都是扎根于民间,滋润于乡土,取胜于通俗,成长于广场。中国戏曲的演出场所,大都是露天搭高台,观众云集于广场看戏,即使戏台建筑在庙宇、会馆的围墙之内,也是台前广场,露天演戏,可以谓之广场戏曲艺术。花部戏在广场舞台上演出,与观众听觉视线的距离就远了,所以震天锣鼓,音乐不嫌其喧闹。唢呐板胡,唱腔不嫌其高亢。脸谱三块瓦,包头贴鬓脚,化装造型夸张变形,远观并非不美。宁可穿破,不可穿错,盔头服装分门别类,一看便知身份。刀枪把子,借重武术,自报家门,脱胎说书,起霸走边,舞蹈形式,高招绝活,杂技功夫,四个龙套,千军万马,一桌两椅,千家万户,出将入相,无须布景,代用道具,不妨简陋,在以歌舞演故事中,长期形成一整套写意性的表演程式,恰到好处地与广场演出环境相适应,达到和谐统一之美。  广场剧,室外戏,还养成世世代代绝大多数群众有个看白戏的习惯。阿Q与鲁迅小少爷同样免费看社戏。劳动人民事事吃亏,只有在敬神过节、统治者与民同乐看戏的时候,似乎沾些小便宜。但人们把看戏与看花灯龙舟一个样,从来没有个商品概念,而那些有财有势出钱的人,叫戏班演戏与叫吹鼓手吹打同等看待,包银即赏银。古人的“艺术不是商品”,是视为贱业,今人的“艺术不是商品”是过于拔高。必须承认,当初在北京等大城市中,花部取代雅部之所以取得优势,是以商业性演出发展艺术,力争优质优价;是以固定演出场所减少流动奔波,便于钻研提高;是开始摆脱优伶贱业奴役地位,逐渐取得自由职业者的社会地位。戏曲以商品价值显示艺术价值,在历史上实在是一大进步。在最早时期的大城市中,艺人献艺于瓦舍勾栏,虽然似乎也是吸引市民的商业性演出,但在演出中端盘向看客要钱,还带有操贱业讨赏银的屈辱,这形式,至今还偶而可见其残留于街头卖艺之中。有文字记载的北京戏园观众,按座位论价凭票入场,四大徽班演出的票价十三个铜板(当十钱),对于大众化的花部戏,群众基础当然好,乐于这种公平交易;俗人们趋之若鹜,雅人们也忍不住跟着来了。那些达官贵人们办不来家养戏班,于是就叫戏班上门唱堂会,因此艺人在转变地位的过程中,一方面,登台献艺追求票房价值,听取喝彩捧场,另一方面,侍候贵人唱堂会领赏银,不免低头弯腰。而商业性演出启发了艺人的觉醒,在清末,有骨气的名艺人敢于推委托故拒唱堂会,拒陪酒宴,虽是少数个别,十分难能可贵。  有了商业性演出的固定场所,戏曲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革。被奉为“伶圣”的徽戏代表人物程长庚,带头打破门户之见,把许多不同地方剧种的艺术尖子吸引过来,各擅胜场,同台献艺,观众欢迎,效果极好。没有多久,便形成了容纳皮黄昆乱为一体的京剧,影响所及,全国各地京戏班如同雨后春笋,发展甚快。我童年时看京班戏,听见有些老人口里还是习惯地唤作看徽班戏。对于花部取代雅部,梁启超谓之“从此艺术落到了俗伶手里”,文人掌握戏剧命运的时代中止了,艺人自己掌握戏剧命运的时代开始了。它的主要特点,一是演员为中心,名伶为主宰,重演轻编,出了不少大演员名艺人,剧作者退居无名地位。二是保持戏剧内容的大众性,不求戏曲文学的精品性,名伶们的精品意识,在于追求演唱技巧的高难度,锤练功夫独到的拿手戏,其刻意求工善能创新者可以自成流派,推进了京剧表演艺术攀登高峰。三是渐渐养成观众的欣赏习惯,是否满足艺术享受,着重于演员的唱工、做工好不好,韵味不浓不过瘾,词意欠通不要紧。观众爱捧角,演员盼走红,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一批又一批名演员红角儿,深受大众热爱。同样一个戏,要看谁来演,只要名角登场,戏园座无虚席,有如当时竹枝词所形容:“周围加凳子,寸地一圆银”,名角号召力即明星效应,使得京剧在商业性繁荣中迈步走向全盛时期。  票房高收入,不仅成为发展艺术的动力,而且成为发展剧场建设的动力,尤其如上海那样商业兴旺发达的繁华开放城市。从马路到交通车辆,从商业建筑到住房建筑,率先引进西方文化,十里洋场,酒绿灯红,娱乐性行业的经营者们有利可图,纷纷投资营造剧场电影院。他们对引进西方话剧兴趣不大,对引进西方剧院建筑十分努力,洋房为体,国剧为用。20世纪以来,增加了许多全新的、半新半旧的新剧场大剧院,再没有鲁迅受不了的北京老式戏园里那种狭条长的高凳子。用大舞台之旧名,务设备之更新,场内座位舒适,门外海报夺目。只要角儿好,不嫌票价高,南北京剧各派名伶献艺卖力,艺术竞争便是商业性竞争,京剧在许多地方戏曲中最占优势,全盛时期盛于观众容量大,票房收入高,造就名演员们大有用武之地,倒是剧场改革早一步。  然而新型剧院的舞台设备条件再好,却很难改变京剧的演出旧形式。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基本上定型于广场戏曲艺术,和谐统一于广场舞台。所以鲁迅饶有兴趣地谈水乡看社戏的情景,而在北京戏园里看京剧不能终席,对于场内的嘈杂,音乐的噪音,演员夸张变形的化装造型等等,与许多新派女人一样啧有烦言,或者以为不改不行。但因为京剧那么丰富的艺术精品,那么多的名艺人大演员,广大观众听惯了看惯了,情人眼里出西施,没有一点儿不美感。因此,虽然海派京剧颇有志于改良者,在有利于写实性戏剧的新型舞台设备条件中求变化,矛盾颇多,效果不大。其以机关布景连台本戏取悦观众者,叫座不叫好,出不了艺术完整的精品,还不如京派名角登场,虽然依旧出将入相一桌两椅,不失其艺术精品的骨子老戏地位。梅兰芳从实际出发提出“移步不换形”的宗旨,在那个时期是可信可行的,这些艺术大师们几乎攀上了京剧艺术高峰,后人很难超越他们。  如果说京剧的崛起,是处于昆曲衰退时期,而我们越剧的崛起,恰恰处于京剧的全盛时期。不容易啊!今天大家对袁雪芬为首的越剧老大姐们出于内心的敬爱,是因为她们在短短的越剧发展史中,都是改革的带头人,都是创业的女强人。越剧,原来只是浙东乡村开着小小花朵的青青河边草,是逢机遇移栽上海广结善缘,浇灌生新绿,娟娟一片红,在黄浦江畔荡漾春风,花枝招展,散发动人的艺术芬芳。恐怕在中国戏曲史上,再没有其它任何地方剧种能像越剧那样,乡下来的“毛头姑娘十八变”,脱胎换骨地变得千种娇模样,万般风流态,变得自己不认得自己。如果说,把老徽戏《临江会》与新京剧《杨门女将》招来同台演出,可以清楚意识其一脉相承;而把男子的笃班《相骂本》与女子越剧《红楼梦》招来同台演出,简直看不出两者有什么血缘关系。女子越剧之所以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是新的文化环境促使她力求时髦而锐意改革变旧成新。在引进西方文明的开放大城市中,越剧最能适应新型剧院,从内容到形式求新求变,她的发展定型,是率先创造了中国的剧院戏曲艺术。  当初越剧到上海,她的生机勃勃,有如现今那些发展特快的乡镇企业一样,几乎从什么都没有转化到什么都有,渴望得到一切,实行拿来主义。艺术的家底子薄,看看京剧里有什么好东西,拿点过来,昆曲里有什么好东西,拿点过来,话剧里有什么好东西,拿点过来,甚至电影里有什么好东西,也要拿点过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无墨守成规之拘束,有突破创新之追求。创新光靠自己力量太单薄,于是她们好像农民厂长请大学教授协作那样,争取新文化人一起来改革越剧。新文化人对已经成熟定型的古老剧种帮不了多少忙,而对尚未成熟定型的年青剧种如越剧,觉得她可塑性很大,而且她们又那么虚心请教,毫不保守,两相情愿,早在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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