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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4
越剧史摭拾 高义龙 越剧名称演变考 越剧是个年轻的剧种,从1906年形成戏曲形式至今,只有不过80年的历史。它虽然历史不长,但用过的名称却不少,如小歌班、的笃班(或写为滴笃班、的笃戏)、越郡班、绍兴戏剧、绍兴文戏、绍兴文戏文武女班、女子文戏、女子越剧、绍剧等等。名称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剧种的发展。这些名称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是怎样出现的?把这个问题考察清楚,对越剧史研究不无意义。 越剧
文化视野中的越剧 余秋雨 1992年6月16日,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亲自登门,询问我对越剧艺术现状和今后发展的意见。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作过细致的研究,这几年来我学术思考的重心又已离开戏剧领域,但实在被老一代艺术家的诚恳所感动,也就不揣冒昧,谈了几个小时。参加这次交谈的还有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荣广润和越剧史家高义龙。我当时谈的那些意见,基本上是从文化学意义上出发的,话题是越剧,却又不能不涉及我国戏曲
徽班进京与越剧到上海 顾锡东 中国戏曲包含着许多地方剧种,由于地方戏曲不免带有地区局限性,能够发展壮大成为全国性大剧种者屈指可数,撇开已经消亡的古老剧种不谈,至今可见者,一是有着400年历史的昆曲,二是有着200年历史的京剧,三是最近半个世纪崛起的越剧。昆曲发源于苏州昆山,盛行于江南,遍布于全国,道道地地是江南剧种。京剧的中心在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但溯其源并非北京土产,京剧的200年历史,当从四大徽班进京算起,在徽班的基础上,容纳皮黄昆乱为一体,是谓京剧。徽戏出于徽州,当然也可算是江南产品。而越剧呢,发源于浙江嵊县,发展于上海,盛行于全国,影响于海外,又是一个江南产品。从戏曲的老祖宗南戏出于温州算起,江南戏曲文化之盛,甲于天下,历史悠久,是因为江南经济繁荣富庶之地,滋养了民族文化艺术的持久昌盛。戏曲犹如园中之百花,其精美者当是花中之珍品,滋养丰富而辛勤扶持,好花才得慢慢开。但若断其滋养而任其自生自灭,只能是花萎蔫叶憔悴,渐渐品种由优转劣,即便是存在,也无甚价值了。 历史上的戏曲艺术之花,依靠谁给的滋养呢?说得再直接些,是演戏的艺人们依靠谁来养活的呢?我想大约不外乎三种形式:一是皇家养的宫廷戏班,二是富贵人家养的家养戏班,三是大众养的社会职业戏班。前两种戏班形式,虽然可能推动戏曲艺术的发展,但只能绚烂于一时,而不可能持久,最能持久的还是扎根于人民群众。所以说,戏剧的生命力存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便兴旺;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喜爱,便衰退。当初来自民间的越剧姐妹班,是在依靠群众养活中生存发展,越活越多。而这种平等的依存关系,是体现于艺术产品的商品交换形式,你给人以精神营养,人给你以物质滋养,归根结蒂是以追求票房价值而能自己养活自己,永远摆脱了封建时代那种被奴役供取乐受豢养的屈辱。即使到了解放后建立国家剧院,这改革,那改革,并没有改革观众看戏取消买票,不需要人民来养活。而在群众心目中,花钱看一场戏,与花钱买一件艺术品,没有什么区别。你要看周信芳,她要看袁雪芬,自觉自愿掏钱买票,票价不低,看了都说值得。这钱值得花,大约不是因为两位都是国家剧院院长了,而是从两位表演艺术家各具芬芬的高水平艺术中,得到的审美喜悦,得到好的艺术享受。 我不想割断历史侈谈越剧飞速发展之奇迹,不能不把昆曲、京剧、越剧三个全国性大剧种联系起来,看一看数百年来中国的戏曲艺术,如何盛衰演变,如何曲折前进,以重新认识过去之研讨,求有益今后之探索。 昆曲,实在是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娇贵花朵。明太祖朱元璋说:“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岂可缺耶!”于是从明代到清代中叶,富贵人家设置家养戏班成为风气,文人雅士循声按律编写传奇剧本成为风气。那时如《长生殿》长达一百几十折,要全部排演出来,花银三千,花时一年,只有田贵妃娘家的家养戏班承受得了,社会上的职业戏班哪里承受得起!由此可见昆曲艺术的发展繁荣,家养戏班起了主要作用。在厅堂红氍毹上献艺,与观众听觉视线距离非常近,所以用笛箫笙琵伴奏的“水磨腔”轻盈柔婉,不允许音乐噪音,严格区别的角色行档,遵循“身段八要”细腻传神,不允许表演粗犷,她只能在制造“歌管楼台声细细”的艺术氛围中精益求精。昆曲艺术在这样的演出环境中求得和谐统一之美,可以谓之厅堂戏曲艺术。大约昆曲的主要特点,一是作家为主宰,演员为从属,出过不少大剧作家,而不彰演员之名。二是只追求艺术价值,不追求商品价值,昆曲固然也在艺术竞争中有所发展,但那是豪门不惜化巨资,争妍斗胜于各个家养戏班的妙戏新声。三是只重精品性,鄙薄大众性,雅人看的戏,俗人能看懂多少无伤大雅,因而戏曲鉴赏家们只把昆曲列入雅部,其它一切民间俗戏统统归类于花部。 不幸到了清代中叶,皇帝严厉取缔豪门贵族家养戏班,这一沉重打击,不亚于江青砸烂女子越剧。再因朝廷屡兴文字狱,有如梁启超所说:“从此士大夫中的文采风流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从事音乐戏剧的权利”,再也出不了大剧作家。正因为昆曲有个缺乏大众性的致命弱点,贵人不给钱,文人不写戏,到了民间雅戏不如俗戏,于是昆曲艺人们改行者有之,兼唱乱弹梆子者有之,长期处于一蹶不振的困境中。直到20世纪20年代,苏州大实业家穆藕初拿出3万块银洋来,资助创办昆曲传习所。3万元培养一个传字辈。《十五贯》救活一个老剧种,昆曲毕竟是中国戏曲的瑰宝,是应该代代相传下去的。 回顾当年雅部衰退,花部崛起,原来皇城内不准开戏园,逐渐也放宽政策允许开了,四大徽班进京正是机遇。那时江南首富之区在徽州而不在上海。有文字记载,徽戏艺人都是搭乘富商运货船舶进京,极有可能得到富商们资助家乡戏,以整齐的阵容,精湛的技艺,崭新的行头,到北京亮相,给人耳目一新,取得轰动效应。从此四大徽班在京城戏园中久演不衰,别的地方戏上京演一阵子还乡,他们不回去,颇多长期落户于北京者,与越剧老大姐们做了上海人一个样。 徽戏与花部众多地方剧种相同,都是扎根于民间,滋润于乡土,取胜于通俗,成长于广场。中国戏曲的演出场所,大都是露天搭高台,观众云集于广场看戏,即使戏台建筑在庙宇、会馆的围墙之内,也是台前广场,露天演戏,可以谓之广场戏曲艺术。花部戏在广场舞台上演出,与观众听觉视线的距离就远了,所以震天锣鼓,音乐不嫌其喧闹。唢呐板胡,唱腔不嫌其高亢。脸谱三块瓦,包头贴鬓脚,化装造型夸张变形,远观并非不美。宁可穿破,不可穿错,盔头服装分门别类,一看便知身份。刀枪把子,借重武术,自报家门,脱胎说书,起霸走边,舞蹈形式,高招绝活,杂技功夫,四个龙套,千军万马,一桌两椅,千家万户,出将入相,无须布景,代用道具,不妨简陋,在以歌舞演故事中,长期形成一整套写意性的表演程式,恰到好处地与广场演出环境相适应,达到和谐统一之美。 广场剧,室外戏,还养成世世代代绝大多数群众有个看白戏的习惯。阿Q与鲁迅小少爷同样免费看社戏。劳动人民事事吃亏,只有在敬神过节、统治者与民同乐看戏的时候,似乎沾些小便宜。但人们把看戏与看花灯龙舟一个样,从来没有个商品概念,而那些有财有势出钱的人,叫戏班演戏与叫吹鼓手吹打同等看待,包银即赏银。古人的“艺术不是商品”,是视为贱业,今人的“艺术不是商品”是过于拔高。必须承认,当初在北京等大城市中,花部取代雅部之所以取得优势,是以商业性演出发展艺术,力争优质优价;是以固定演出场所减少流动奔波,便于钻研提高;是开始摆脱优伶贱业奴役地位,逐渐取得自由职业者的社会地位。戏曲以商品价值显示艺术价值,在历史上实在是一大进步。在最早时期的大城市中,艺人献艺于瓦舍勾栏,虽然似乎也是吸引市民的商业性演出,但在演出中端盘向看客要钱,还带有操贱业讨赏银的屈辱,这形式,至今还偶而可见其残留于街头卖艺之中。有文字记载的北京戏园观众,按座位论价凭票入场,四大徽班演出的票价十三个铜板(当十钱),对于大众化的花部戏,群众基础当然好,乐于这种公平交易;俗人们趋之若鹜,雅人们也忍不住跟着来了。那些达官贵人们办不来家养戏班,于是就叫戏班上门唱堂会,因此艺人在转变地位的过程中,一方面,登台献艺追求票房价值,听取喝彩捧场,另一方面,侍候贵人唱堂会领赏银,不免低头弯腰。而商业性演出启发了艺人的觉醒,在清末,有骨气的名艺人敢于推委托故拒唱堂会,拒陪酒宴,虽是少数个别,十分难能可贵。 有了商业性演出的固定场所,戏曲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革。被奉为“伶圣”的徽戏代表人物程长庚,带头打破门户之见,把许多不同地方剧种的艺术尖子吸引过来,各擅胜场,同台献艺,观众欢迎,效果极好。没有多久,便形成了容纳皮黄昆乱为一体的京剧,影响所及,全国各地京戏班如同雨后春笋,发展甚快。我童年时看京班戏,听见有些老人口里还是习惯地唤作看徽班戏。对于花部取代雅部,梁启超谓之“从此艺术落到了俗伶手里”,文人掌握戏剧命运的时代中止了,艺人自己掌握戏剧命运的时代开始了。它的主要特点,一是演员为中心,名伶为主宰,重演轻编,出了不少大演员名艺人,剧作者退居无名地位。二是保持戏剧内容的大众性,不求戏曲文学的精品性,名伶们的精品意识,在于追求演唱技巧的高难度,锤练功夫独到的拿手戏,其刻意求工善能创新者可以自成流派,推进了京剧表演艺术攀登高峰。三是渐渐养成观众的欣赏习惯,是否满足艺术享受,着重于演员的唱工、做工好不好,韵味不浓不过瘾,词意欠通不要紧。观众爱捧角,演员盼走红,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一批又一批名演员红角儿,深受大众热爱。同样一个戏,要看谁来演,只要名角登场,戏园座无虚席,有如当时竹枝词所形容:“周围加凳子,寸地一圆银”,名角号召力即明星效应,使得京剧在商业性繁荣中迈步走向全盛时期。 票房高收入,不仅成为发展艺术的动力,而且成为发展剧场建设的动力,尤其如上海那样商业兴旺发达的繁华开放城市。从马路到交通车辆,从商业建筑到住房建筑,率先引进西方文化,十里洋场,酒绿灯红,娱乐性行业的经营者们有利可图,纷纷投资营造剧场电影院。他们对引进西方话剧兴趣不大,对引进西方剧院建筑十分努力,洋房为体,国剧为用。20世纪以来,增加了许多全新的、半新半旧的新剧场大剧院,再没有鲁迅受不了的北京老式戏园里那种狭条长的高凳子。用大舞台之旧名,务设备之更新,场内座位舒适,门外海报夺目。只要角儿好,不嫌票价高,南北京剧各派名伶献艺卖力,艺术竞争便是商业性竞争,京剧在许多地方戏曲中最占优势,全盛时期盛于观众容量大,票房收入高,造就名演员们大有用武之地,倒是剧场改革早一步。 然而新型剧院的舞台设备条件再好,却很难改变京剧的演出旧形式。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基本上定型于广场戏曲艺术,和谐统一于广场舞台。所以鲁迅饶有兴趣地谈水乡看社戏的情景,而在北京戏园里看京剧不能终席,对于场内的嘈杂,音乐的噪音,演员夸张变形的化装造型等等,与许多新派女人一样啧有烦言,或者以为不改不行。但因为京剧那么丰富的艺术精品,那么多的名艺人大演员,广大观众听惯了看惯了,情人眼里出西施,没有一点儿不美感。因此,虽然海派京剧颇有志于改良者,在有利于写实性戏剧的新型舞台设备条件中求变化,矛盾颇多,效果不大。其以机关布景连台本戏取悦观众者,叫座不叫好,出不了艺术完整的精品,还不如京派名角登场,虽然依旧出将入相一桌两椅,不失其艺术精品的骨子老戏地位。梅兰芳从实际出发提出“移步不换形”的宗旨,在那个时期是可信可行的,这些艺术大师们几乎攀上了京剧艺术高峰,后人很难超越他们。 如果说京剧的崛起,是处于昆曲衰退时期,而我们越剧的崛起,恰恰处于京剧的全盛时期。不容易啊!今天大家对袁雪芬为首的越剧老大姐们出于内心的敬爱,是因为她们在短短的越剧发展史中,都是改革的带头人,都是创业的女强人。越剧,原来只是浙东乡村开着小小花朵的青青河边草,是逢机遇移栽上海广结善缘,浇灌生新绿,娟娟一片红,在黄浦江畔荡漾春风,花枝招展,散发动人的艺术芬芳。恐怕在中国戏曲史上,再没有其它任何地方剧种能像越剧那样,乡下来的“毛头姑娘十八变”,脱胎换骨地变得千种娇模样,万般风流态,变得自己不认得自己。如果说,把老徽戏《临江会》与新京剧《杨门女将》招来同台演出,可以清楚意识其一脉相承;而把男子的笃班《相骂本》与女子越剧《红楼梦》招来同台演出,简直看不出两者有什么血缘关系。女子越剧之所以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是新的文化环境促使她力求时髦而锐意改革变旧成新。在引进西方文明的开放大城市中,越剧最能适应新型剧院,从内容到形式求新求变,她的发展定型,是率先创造了中国的剧院戏曲艺术。 当初越剧到上海,她的生机勃勃,有如现今那些发展特快的乡镇企业一样,几乎从什么都没有转化到什么都有,渴望得到一切,实行拿来主义。艺术的家底子薄,看看京剧里有什么好东西,拿点过来,昆曲里有什么好东西,拿点过来,话剧里有什么好东西,拿点过来,甚至电影里有什么好东西,也要拿点过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无墨守成规之拘束,有突破创新之追求。创新光靠自己力量太单薄,于是她们好像农民厂长请大学教授协作那样,争取新文化人一起来改革越剧。新文化人对已经成熟定型的古老剧种帮不了多少忙,而对尚未成熟定型的年青剧种如越剧,觉得她可塑性很大,而且她们又那么虚心请教,毫不保守,两相情愿,早在40年代,
关于四十年代上海越剧改革的几点认识 刘厚生 说明:本文开头一节近4000字,是我准备写的探讨建国前戏曲改革和革新历史的一篇长文或小册子的绪论要点。预定在绪论之后,逐一介绍和阐述建国前约40年间的几个有代表性的革新力量的情况、作用、影响、问题等等。但是目前材料还不齐备,时间也不充分,一时还写不出来。现在趁上海举行越剧改革50年研讨会的机会,先把越剧部分写出初稿,听取意见。其他部分,只在绪里略讲
选择性的重新建构 ——谈越剧的形成及其意义 龚和德 一 中国戏曲是个不断繁衍的大家族,不少新剧种是在近现代出现或成熟的。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京剧和越剧。 京剧成熟于近代史的开端,实质上它是古代戏曲的终结。以它的代表作《群英会》、《四进士》、《打渔杀家》,以及略晚一些的《霸王别姬》等等来说,其演剧风格仍属于古典戏曲的范畴。当然,京剧也作了许多近代化的努力,上海曾开风气之先,这就是海派京剧的产生。海派京剧的结局带有悲剧性:在总体上(不是指个别艺术家)并没有形成一种足以同京朝派的京剧并驾齐驱的,新的演剧风格流传下来。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又基本上向着京朝派皈依了。直到近些年才又提出重振海派京剧。 真正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近代化演剧风格的,倒是在近代史的末尾才形成的非常年轻的越剧。 关于越剧的萌生、成长和变革、发展的整个历史状况,高义龙同志的《越剧史话》已经描述得相当清楚。本文所说的在近代史末尾才形成的越剧,自然是指1942年起由袁雪芬同志倡导、开创的新越剧。在此之前的越剧,是我们要研讨的新越剧的前身,但也有三点历史内容值得一谈。(一)经过艺人们的顽强拼搏,小歌班于1922年进人上海“大世界”,并改名为绍兴文戏。从此选定上海作为发展基地。上海是中国近代文化的摇篮,这个重要选择,给它带来了由乡土戏曲转变为都市戏曲的契机。(二)几乎与此同时,逐步实行了由男班向女班的过渡(中间有过男女混演、合演)。中国很早就有女子戏班,有意思的是,其他剧种如明末的昆曲、清末的徽调、民国初年的京剧和申曲等的女班,均未对其剧种建设发生重大影响,唯有越剧才是在女班手里实现了剧种个性的塑造和演剧风格的创建。(三)出现了女子越剧的早期改革家姚水娟。1938年,姚水娟率先邀请文人合作,编演了一些“适合时代性”的新戏,并在表演上以及服装、化装上提高了越剧的艺术水平。没有以上这些条件,也不会有后来的新越剧。 从上海来说,新越剧和海派京剧,都是对于外地剧种的一种改造。照说,人们也是可以称新越剧为“海派越剧”的,但我从未听说过有这种称呼。这是因为,在浙江的越剧,乃是越剧的早期形态,是根基薄弱的乡土小戏,它是到了东方大都市上海的新文化环境中才发育壮大,卓然而立。所以上海的一切做法也就成了越剧的“正宗”,包括它的原生地浙江的越剧也要仿效。而京剧,是在帝都北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革、创造,完成了南北花雅的综合,以高度成熟的形态流布四方,上海对它的改革虽曾有过很大的冲击力和相当广泛的影响,但难以动摇它的深厚根基,而改革本身尚未成熟,又半途而废,故标以“海派”,列为“旁支”。可以说,海派京剧是一种流产了的近代演剧风格,而新越剧则是近代演剧风格的成功创造者。 二 就在新越剧初步成型的1946年,田汉先生说过:“将来能和平剧、话剧‘三分天下’的是越剧”[1]。这个浪漫主义的判断有它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京剧(旧称平剧)、话剧和新越剧,正好分别代表了中西戏剧文化的典型形态及其“嫁接”的产品。田汉有个理想:“使地方剧间,地方剧与话剧间,与一切姊妹戏剧间形成伟大的艺术交流。这一交流再通过意识的综合过程将使中国旧歌剧(指戏曲——引者)成为崭新的现代化的东西,对新的世界戏剧文化将有辉煌贡献。”[2]新越剧正体现出地方剧与话剧间的交流与综合,而且“改得已颇有些规模”[3],所以田汉对它的前景特别看好。 袁雪芬与姚水娟,都是越剧改革家,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向,其性质与结果也不一样。 姚水娟以做工见长。有位评论者评姚“唱不及扮相,扮相又不及做,盖做工之熨贴,表情之细腻,堪谓绍兴文戏中风毛麟角”[4]。而姚水娟的表演走的是“京剧化”的道路。“其台上一切动作,悉仿平剧,周折规矩,恪守家法,而不流于野,甚可取也。”[5]“盖姚姝深以改进越剧为己任,如台步、动作、化装,咸以平剧化演出,美妙悦目,久为内外行一致所赞许。”[6]这都是当时的评论。姚水娟向京剧学习,甚至“的确已经受了平剧的同化,而蜕化了地方戏剧的一种孤陋粗简的面目”[7],无疑有益于越剧的进步,但这还是在民族传统艺术的范围内汲取滋养,走的是过去一般民间小戏以向大剧种靠拢来实现自己成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