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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袁雪芬九十五周年诞辰专辑(三)

 

后排左起:华怡青、方亚芬、陶琪

 【编者按】在人民艺术家袁雪芬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将在一些刊物中选登一批纪念袁雪芬老师的文章,以寄托我们对其的怀念。

 
你 的 眼 神
 
方亚芬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的恩师——人民艺术家袁雪芬离世已百余日了。最初的伤痛逐渐变淡,对她老人家的思念却与日俱增。在她走后的这些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想起她,回忆起和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然而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一次在梦中见到她。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眼前常常清晰地浮现出她的音容笑貌,尤其是她那一双独特的眼睛,眼神里蕴藏着值得我用一生去阅读的东西。
 
  那是一双写满坚毅的眼睛。老师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坎坷和磨难,但是她从不曾向命运屈服过。若要问我最佩服老师什么,我想就是她身上那股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她那颗非常强大的心。这不是常人可以企及的。从一个普通的乡村女孩走来,老师最终在上海立足并在越剧艺术方面做出巨大的成就,并影响了中国现代戏曲的发展,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文革期间,老师曾经历了大大小小500多次批斗,巨大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并没有打垮她,相反,让她更加坚持真理和正义。老师常对我说“亚芬,人是被什么打倒的?是被自己打倒的!自己的精神世界垮了,人家不打你,你都会倒!”30年前我刚到上海,进戏校半年,因为一些挫折便跑到老师家,哭哭啼啼嚷着要回宁波去。老师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怎么一点点挫折就承受不住了?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不坚强的人。”在老师目光的注视下,我忽然很惭愧,我当初放弃在浙江的一切,义无反顾来到上海,不就是为了能与老艺术家在同一个剧院,共享这种浓郁的艺术氛围,实现自我艺术价值的提升么?从此我再也不敢提这种泄气的话了。都说再坚强的女人也有柔弱的一面,但我恰恰在老师身上没有看到过柔弱。即便在她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她还嚷嚷着要出院,她觉得活着的一天就应该是工作的一天。如今自己是“废人”了,没必要对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浪费。晚年为写《袁雪芬自述》这本书,她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写300个字,即便在病重期间也是如此,18万字的书稿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那是一双谈到艺术就会发光的眼睛。老师一生热爱艺术,热爱观众,总是力求把最完美的作品呈现给观众,为此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她对艺术的严谨和认真常常让我吃惊。十年前在老师家中,她突然翻出一个陈旧的化妆盒:“亚芬,这是我以前用过的,你看看能用就继续用,不能用,你就处理了吧”。原来这是陪伴老师几十年艺术生涯的贴身之物,我打开一看——一捆扎得整整齐齐的勒头带,叠得方方正正的卸妆毛巾,还有一块块戏服上的玉佩,甚至当年订做这些用具的订单,都保存完好,井然有序。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还珍藏着另一件来自老师的礼物——一个玉镯。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首演《西厢记》前到老师家请老师把关,老师说有个朋友送给她的玉镯,不知对我有没有用。她说,演员在台上必须干干净净,流汗不可以用水袖擦脸,戴上这枚玉镯,把手帕缠在上面,可以用来擦汗。我后来得知,这玉镯实际也是老师的贴身物件,只是怕我不肯接受,才刻意说成是别人送她的。我感动于老师对我的这份师生情,也感动于她对艺术细节的注重。此后每有大戏,可以戴玉镯的,我都会戴上它。
 
  正因为对艺术异乎寻常的热爱,老师不但在表演艺术上对我严格要求,精益求精,有时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程度,而且还经常督促我多读书、看报,希望我在整体素质上提高自己。在我的印象中,老师几乎从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过我。2005年11月,《玉卿嫂》首演取得成功,有人替我向老师“要肯定”,老师笑着说:“要问我的评价嘛,我想,观众的评价就是最好的评价!”这几乎是老师少有的一次对我含蓄的表扬。没得到表扬,批评却没少挨,我曾经委屈地对老师抱怨说:“难道我就一个优点也没有吗?”去年病重抢救出院后,老师似乎冥冥中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亚芬,我现在对你放心了。”并对我吐露心扉,她一直在关注着我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之所以我冷眼旁观,就是想看看你如何面对坎坷”。看着老师对我充满期望和信任的眼神,我长期以来积蓄的所有委屈都顷刻化解,代之的是对老师深深的感激。如果不是老师坚持让生活和舞台来磨练我,我怎么会有今天呢?
 
  那是一双深藏着慈母柔情的眼睛。很多人问我,老师是不是非常严肃古板,成天不苟言笑。我总是会急着为老师“正名”——不是的!对于艺术,她是严肃、严谨的,但生活中她也和我们一样,会讲笑话,富有情趣。虽然她对我要求很严格,但我仍然可以在她面前撒娇、开玩笑。在她最后一段时光,我跟她的助手黄德君有一个默契——在老师面前报喜不报忧。我那时已因腿伤手术休息,怕老师担心一直瞒着,但她后来还是从家人口中得知了消息,于是每次看到我都先急切地问我腿伤的情况。老师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常常嘱咐我有困难一定要告诉她。她过世后,海芽哥哥(袁雪芬的大儿子)告诉我“亚芬你不知道,妈妈是那么的喜欢你,虽然对外界从不表达,但多年来,她在家中一直夸你。”原来,老师在家中总是对我的每一个进步喜形于色:“亚芬长大了”,“亚芬现在成熟了”……完全就是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当我凭着《玉卿嫂》中的精彩演出一举获得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16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两个榜首,当我两次获得劳动模范奖章,老师比自己得了荣誉还要高兴。
 
  那是一双谦卑却不乏正直的眼睛。与人说话的时候,如果戴着眼镜,她是一定会摘下眼镜的。谈到动情之处,她眼神里就会神奇地流露出“赤子”才有的纯情。她的心里永远装着别人,即便“位高权重”时,仍然平易近人,总是发自内心地去关心身边人的工作、学习、生活。晚年她执意要出版《越剧舞台美术》画册与《越剧艺术论》等书,除了建设越剧理论的考虑,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觉得越剧是综合性艺术,很多“功臣”都隐没在明星光环的背后,她一定要把这些人推到台前。她慷慨助人,以至自己生活拮据。有一次,老师不知听说谁家有困难,翻箱倒柜找钱。海芽哥哥告诉她“你只有5000元了”。老师很惊讶地问钱都到哪里去了,海芽哥哥哭笑不得地说:“你这里给一点,那里给一点,能有多少节余呢?”老师笑了:“我这下子没钱了,成穷光蛋了,哈哈,蛮好!”即使在她刚经抢救身体稍有恢复的时候,赵志刚等去家里探望她,说起一个同学家境困难,老师即刻从自己的包里掏出1000元让赵志刚转交。为她理发的高师傅一家,也曾经受到她很多关照和帮助。
 
  老师的灵魂是透明的,她的眼神也是那样的透彻,即便经历了八十九年的风霜。老师生前常跟我说“戏好唱,人难做,只有做好人,才能唱好戏!”而她对我教育更多的也正是为人方面。“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这是老师一生的写照,也是她经常教导我的行为准则。老师常常给我讲述解放前她如何在险恶污浊的社会环境中坚守自己的艺术梦想,她眼神里流露出那种凛然正气,令我非常钦佩。她生前作为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会主任,始终公平、公正地对待参演者,只认艺术不认人,确保了这一奖项的纯洁性。
 
  从老师的眼神里,我读懂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含义。她在艺术上对我的教导,在生活上对我的照顾,在人生态度上对我的影响,无一不让我感到幸福,使我受用一生。我坚信,在未来的道路上,有老师温暖的目光相伴,我会有更大的勇气面对坎坷,致力于我的艺术和人生追求。(作者系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一团团长、一级演员)
 
    ——摘自2011年第1期《文化艺术研究增刊·戏文专辑》
 
 
师恩深似海
 
华怡青
 
  时光荏苒,转眼间老师就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我和我身边的许多人,常常情不自禁地思念她。正如一位同仁所说,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无论是她的同辈还是后辈,几乎都受过她的恩惠,或者是生活上的,或者是艺术上的。而对于我来说,老师的恩情之厚,难以用语言表达。她不仅仅是我艺术上、生活上的坐标和楷模,更重要的是,在我的人生路途中,每一个重大转折都和袁老师息息相关,我艺术人生的每一步都倾注了老师的心血和期望。
 
  1980年3月,正在上高中的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的招生广告,自小喜爱唱歌且嗓音条件还不错的我,征得妈妈同意后,决定去试一试。可是当时我连一句越剧也不会唱,对越剧的了解也仅限于《红楼梦》电影。于是,我跑到书店买了一套《红楼梦》的唱片,临时学了“哭灵”中“问紫娟”的一段唱,没等背熟就去应考了。老天对我格外垂青,在3000多名考生中,我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和袁老师结下不解之缘。那次被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录取的包括我有3个人,我记得报到那天,作为院长的袁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希望你们做艺术上有方向、有进取心的新人。”我认真地把她的话记在本子上。
 
  1981年,还在戏校时,我就在越剧《红楼梦》里扮演了莺儿这一角色。因为初入越剧行,谈不上有多少专业水准,完全是靠本色表演。更幸运的是,到了1982年,我正式进入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后,老师就开始让我演林黛玉这一主角了。当时我自己非常忐忑,老师却不断鼓励我,叫我自信,说我青春柔美的形象气质非常符合这个角色。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我艺术上收获颇丰的时期。不但在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最经典的剧目《红楼梦》中演林黛玉、《西厢记》中饰演崔莺莺等主角,而且还作为主演随剧院出访团到日本和法国演出。表演虽然稚嫩,但是袁老师和吴琛导演等老艺术家都认为我们这一批演员胜在年轻整齐,吻合越剧作为“青春的艺术”的特色,这种特色可以弥补艺术上的不足。《西厢记》还拍了电视剧,所有这些机会,对我都是弥足珍贵的,也带给我许许多多的荣誉。现在想来,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如果没有袁老师的信赖、鼓励和认可,是不可能有这么多机会的。每思及此,我心里充满了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由于不是真正的越剧科班出身,我的专业功底并不扎实,上世纪80年代初进剧院不久就连续担任经典剧目的主演,毕竟是机遇使然。随着专业表演要求的提高,加上越来越多的新人涌现,到了1990年,我明显地感觉自己在事业上遭遇到了瓶颈,似乎很难有上升空间。那时正好很风行出国,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经过考虑,我决定告别越剧舞台,去日本读书。袁老师知道后很惋惜,告诫我说艺术也是有青春期的,一定要趁年轻且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多演出实践,这样半途而废实在太可惜。可惜我那时没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在日本一年半时间,我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经受了以前从未经历的艰苦,那时不免渐生归意,但是也很迷茫,离开越剧舞台这么久,我还能回去么?回去了我还能干什么呢?……最难忘的是1991春节,我从日本回来探亲,去看望袁老师。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还是回来吧,回来有戏要你演。”那一刻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终于能够下定决心回来了。1992年我从日本回来后,袁老师当即给我排了《魂断铜雀台》这个戏,我在其中演甄洛。无论戏本身的反响和评价如何,就我个人而言,这个机会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它,我终于重新站在了越剧舞台上。后来我又在《王子复仇记》中饰演雷莉亚、《风雪渔樵》中饰演刘玉仙、新版(尹袁版)《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梅龙镇》中饰演太后等角色。虽然在后来的艺术道路上,我也曾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是对越剧的热爱和坚守却再未改变过,也从未放弃追求。很多时候,艺术成长不仅仅是靠天分和努力,也需要外界的肯定和鼓励。我很感谢得到了很多观众戏迷的喜爱和肯定,更幸运能够得到老师的扶植和厚爱,使我两度与越剧,与越剧院结缘。
 
  我非常敬佩老师在艺术上的认真态度。2000年,院里排练新版《红楼梦》,那是我们袁派第一次排《红楼梦》,袁老师自然非常重视。第一个阶段我们都是在她家里,听她给我们说戏,指导唱腔。进入排练场后,我们每天九点开排,她总是八点半就来到排练场,一个人坐在那里等。当时她已是近八十的老人,还患病在身。但她只要能出来,就一定要到现场,认真、仔细地辅导我们,不放过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词。“元妃省亲”那一场,林黛玉的出场就是老师手把手教我的。我记得她准备了很多个方案,经过排练实践后再逐一修改。她强调,林黛玉在那个情境下的出场,既不可太卑微,也不可太强势,一定要拿捏得当,符合这一人物清高敏感的性格特征。
 
  老师的身上总是洋溢着一股正气,令人高山仰止。每个与她接触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受到她高尚品质的熏陶和感染。她一直教导我们自尊自爱,把艺品艺德放在重要的位置。要抵制各种各样不利于钻研艺术的诱惑,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些我都牢牢地记在心上。
 
  老师一生乐善好施。远的不说,在她病重住院期间,我和赵志刚以及他们一些学馆的同学去看望她。她关切地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像以往一样,她叮嘱大家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她。大家纷纷汇报自己的情况,叫老师放心,安心保养身体。却不知谁提到了以前学馆的一位同学,因为妻子身患癌症,现在比较困难。老师听说,马上叫我取来她的包,并从包中拿出1000元,托我们一定要去交给这位同学。我们都很感动,老师自己在病中还如此牵挂别人,回来的路上我们甚至相互埋怨不该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让她操心。
 
  得遇如此良师,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运。她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并时时激励我在艺术道路上攀登高峰,永不止步。老师虽然走了,但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作者系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一级演员)
 
                         2011年12月    
 
 
怀念恩师
 
陶  琪
 
  枫叶凋零的深秋时节,萧瑟而落寞。夜晚,我独自坐在书桌前,凝望着和老师的一张合影,那是十年前老师为了我的专场特地从上海来南京作辅导时拍的。望着老师慈祥的目光和亲切的笑容,我的心头涌起无限思念,虽然老师离开了我们,但她谆谆教诲始终萦绕在我的耳际,她磊落豁达的人品深深地影响着我,她慈祥温柔的目光伴随我度过一个个寒冬。
 
  1998年,我排了一台折子戏专场,准备晋京展演争夺梅花奖。由四个折子戏组成的专场涵盖了花旦、青衣、老旦等行当,尤其作为压轴戏的《祥林嫂》中“天问”一折,无论是年龄跨度还是角色理解,对我的挑战太大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老师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和无私的帮助,她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坐火车到南京,为我加工排练。从研读鲁迅原著开始,逐字逐句领会,特别是鲁迅笔下描写祥林嫂的眼神,老师为我分析出17种之多,不同的眼神就是不同情感的流露,这对深刻塑造人物起到关键的作用。老师用毕生的心血完美地塑造了祥林嫂的舞台形象,她常常说每次演出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老师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把她的艺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并要求我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进取,同时告诫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一味模仿,希望我们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理解人物、以情带声,唱出感情和韵味。刚排练的时候,我找不到感觉,路都不会走,老师帮我一点一点地抠戏,不放过每个细节。从步态到神态,从咬字运气到胸腔共鸣,在老师不断示范和点拨下,我终于慢慢悟出祥林嫂苍老、绝望、奄奄一息的时候与命运抗争、向天地叩问的感受了。老师还说化妆特别重要,一定要有木刻油画般的造型,才能衬托出命运多舛的祥林嫂的悲凉。除了“天问”一折,老师对我专场里的其它几个戏也作了指导,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她细致到戏与戏之间转场的时间够不够、来不来得及喝口水、以及除脸部以外的颈部及手部的化妆问题都一一关心,正是有了老师的悉心指导,我获得了第十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并成为那一届的榜首。那一刻我无比激动,更无法忘记老师的传授教导。
 
  老师还教导我们要做个德艺双馨、爱学习、有追求的新时代好演员。她常说:“越剧有两个乳娘,一个是昆曲,一个是话剧,话剧注重刻画人物性格,是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昆曲注重程式的张扬和技巧,是优秀民族文化与优良传统艺术的结合体现。只有对二者加以融合和创新,博采话剧之深刻与昆曲之华美,并广泛借鉴和汲取其它艺术门类的养分来滋润自己,才能形成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独特表演风格。”老师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我每次到上海看望老师,她总会把多年来创作的心得一点一滴告诉我,启发我博采众长鼓励我不断探索。当老师得知我准备把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形象搬上舞台时,兴奋地说:“太好了,一定要潜心研究她的诗词,一定要演出她的才情与气质。”我几次往返南京与上海之间,把所有的唱腔请老师把关,老师仔细审听反复斟酌,希望设计唱腔时一定要区分年龄的跨度,运用不同的声音造型来表现李清照的一生。之后,我向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老师学习《牡丹亭》,使得自己在塑造李清照时有了典雅意韵;拜古琴大师学弹古琴,在舞台上自弹自吟,为角色增强了书卷气。当我在上海逸夫舞台演出该剧时,老师亲临现场,演出结束后又上台亲切接见了所有演职员,给予我们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老师紧紧抓住我的手说:“你的努力得到了肯定,你的表演获得了观众的掌声,我很高兴。”老师的谆谆教导指引我在艺术道路上不懈追求;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功夫在诗外的道理,那一刻我无限感激,感激我敬爱的恩师。
 
  凝望着照片中的老师,一句句亲切话语仿佛就在昨日,一声声深情嘱咐似乎刚刚发生。老师请放心,学生会努力,为弘扬越剧艺术、为传承袁派艺术而不懈追求。您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您慈祥的笑容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作者系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原南京市越剧团一级演员)

 

                       2011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