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 沪ICP备06024322号   网站建设:中企动力上海

纪念袁雪芬九十五周年诞辰专辑(二)

 

 

 

【编者按】在人民艺术家袁雪芬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将在一些刊物中选登一批纪念袁雪芬老师的文章,以寄托我们对其的怀念。

 
忆袁雪芬:斯人已逝,艺魂永存
 
荣广润
 
2011年2月19日下午2时,袁雪芬先生走了。但是,这位“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的戏剧艺术大师,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可待追忆的瞬间,在我的记忆里也留着太多太多关于她的深刻印象……
 
此心只为越剧有
 
  记忆回到1992年6月的一天,袁先生带着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的几位研究人员来到上海戏剧学院,向余秋雨和我征询对于越剧艺术现状和今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当时,我被这位戏剧前辈的执著精神和诚恳态度深深感动。袁先生比我和秋雨年长20多岁,早已功成名就,居然亲自登门与我们这些学院派的晚辈切磋艺术学问;一个本可安享晚年的退休老人,居然还如此牵挂着越剧事业……我脑中突然闪出一句:“此心只为越剧有!”在袁先生身上,我着实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家的风范,一份厚重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在105年的越剧史中,袁先生走过了整整78年。越剧之所以能从1906年浙江东部农村的“小哥班”,发展到现如今中国的第二大剧种,无疑经过了无数前辈艺人的前赴后继。而袁先生是一面旗帜,一位厥功至伟的重要革新家。从“说戏先生”到导演制,从“四工调”到“尺调”,从“路头戏”到剧本,再到吸收京昆、话剧和电影的表演方法,袁先生从未停息自己和越剧事业前进的步伐。她创立的“袁派”,对越剧旦角唱腔的发展、提高和其他许多流派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舞台上,她更是成功地塑造了祝英台、香妃、崔莺莺、白素贞、祥林嫂等一大批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是中国戏剧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
 
  1978年底,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的袁先生重新受命担任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院长,主持和组织了一系列新剧目的创作演出,并大力培养青年演员。同年,她主演的《祥林嫂》拍摄成宽银幕彩色影片。1985年,袁先生退居二线,担任剧院的名誉院长。她不但没有停歇自己的脚步,更将目光放在了越剧艺术的理论探索和宏观发展上。她组织了对越剧百年历史的理性梳理和评析工作,多方征询意见,包括听取我们这些晚辈的意见,耗时10余年,主持出版了《越剧舞台美术》《越剧艺术论》等多部学术专著,为越剧艺术留下了一份厚重的理论成果。
 
吃饭勿到,送礼勿要
 
  记忆之二是袁先生主持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审委员会的岁月。“吃饭勿到,送礼勿要,”袁先生的这8字箴言已成为所有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的座右铭,也在戏剧界广为流传。
 
  1995年,袁先生接替已经去世的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出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会主任。我作为副主任,15年来亲眼见证了她对这8字原则的身体力行。几乎每个评委都会有朋友、有人情、有偏爱,这些因素弄不好就会影响评奖的公正。然而在这一点上,袁先生却为大家做出了榜样。对于那些送礼的演员、打招呼的领导,她一律拒之门外,并加以严肃批评。记得有一年评奖前夕,袁先生所在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的一位同事带了几位她家乡剧团的客人前来探望,提到他们的戏和演员,希望袁先生能给予关照。临走,她递上一条金项链。袁先生立刻正色拒绝:“这是对我的污辱!要评奖,把艺术水平拿出来!”
 
  袁先生多次在评审会议上不厌其烦地向评委们阐述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评奖原则的必要性,并把它作为一种传统保持下来。当听到演员在获奖后说:“我们不认识任何一位评委,更没有送礼、递条子、打招呼,但‘白玉兰’的评委们依然凭借我们的舞台表现认可了我们。”此时,袁先生深感欣慰。她觉得,这是获奖演员对“白玉兰”奖最好、最高的评价,是“白玉兰”真正起到繁荣舞台、褒奖优秀、发展戏剧作用的标志。正是在她的带领下,全体评委和参评演员一起,共同维护了“白玉兰”奖高雅、纯洁的良好形象,营造了戏剧艺术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
 
  袁先生对于小剧团、小剧种的关心,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她从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轻视那些地市级、县级剧团,也从不忽视那些来上海参评的小剧种戏曲。只要身体许可,她都会努力去现场看戏,并对创作演出加以指点。她还经常对那些边远地区的剧团领导和演员们说:“你们要常来上海,让上海的舞台丰富多彩,更让上海观众熟悉和喜爱你们的精彩演出。”在袁先生的眼里,“白玉兰”的大门对于任何戏剧演员都是敞开的。不同地域、不同剧种、不同资质和知名度、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门户都可以在这个宽广的平台上尽情表现——这是文化繁荣的标志,是上海海纳百川的胸襟。至于评奖,“艺术水准”是袁先生唯一和最高的评判标准。
 
让年轻人认识到他们的价值
 
  由于身处要职、办事严谨、原则性强,袁先生给人的印象常常是比较严肃的。其实,就我与她的接触所知,袁先生一点也不刻板,她的思想很敏锐,思路很活跃,日常生活中不失幽默。特别是对戏曲新人、新戏,她有着一颗热情而开放的心。
 
  袁先生的学生不多。她对她的学生方亚芬的教育十分严格,但在方亚芬的艺术发展上,不但不固执己见,而且十分开放豁达。1995年,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准备推出新戏《玉卿嫂》。不料离开演还有一个月时,原定主演病倒,并退出了剧组。制作方为了救急,找到方亚芬。方亚芬问老师袁雪芬的意见,这是因为老师对于这个剧本有些不同看法。出乎方亚芬意料的是,袁先生听了,当即鼓励学生接下这个戏的角色,马上投入排练,去大胆尝试,并说,“救场如救火,你一定要演好,一定要对艺术和观众负责!”正是凭着《玉卿嫂》中的精彩演出,方亚芬一举获得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16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两个榜首,她的艺术生涯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方亚芬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说,从上世纪50年代的吕瑞英、金采风,到80年代的方亚芬等等,这两代越剧人,无不受到袁先生的悉心培育和大力支持,袁先生为整个上海越剧事业营造了一种自由开放、创作繁荣、人才辈出的良好氛围。
 
  除了越剧,袁先生对于其他戏曲的年轻演员也十分关爱、关心。2002年,泰州市淮剧团准备创排《祥林嫂》,为此特来征询袁先生的意见。她当即表示支持,并热情给予指点。淮剧《祥林嫂》首演时,袁先生特地前往泰州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她热情鼓励年轻演员陈澄,肯定了淮剧对原著和越剧的一些改变(比如取消了祥林嫂最后怀疑神鬼之说去劈门槛的情节),认为改得很合理。从这点上,人们看到了袁先生当年致力改革、探索发展的精神风范以及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的魄力。
 
  袁先生有着一般戏剧艺术家少有的危机意识,她曾感叹:“这些年来我们很多青年演员希望躺在沙发上不想变了、不想动了。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很多事都不知道,那么怎么能够吸收新知识、怎么能够争取新的进步呢?”这种危机意识,来自于对越剧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清晰把握,来自于对艺术事业不进则退规律的清醒认识,来自于对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紧密联系,来自于袁先生一颗永远不老的艺术之心——她的一生,留给世人的远远不止是那几出名剧、几句唱腔,那几个流派、几个角色……她希望用自己的实践和追求,告诉所有的人,戏剧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人生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袁先生做到了。我们作为后人,要好好努力啊!(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会副主任)
 
         ——摘自2011年2月23日《中国艺术报》    
 
 
越剧《祥林嫂》诞生秘闻
 
童礼娟
 
  1946年,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首次上演便引起轰动,70年来《祥林嫂》被多次改编搬上银幕荧屏,影响深远。本文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与“妇联”工作,正是在她的穿针引线下,袁雪芬和许广平相识并促成了越剧《祥林嫂》的诞生。
 
 
 
 
 
袁雪芬便照(1940年代)
 
 
 
  袁雪芬是著名越剧演员,许广平是鲁迅夫人。我和她们的先后相识并结下友谊,促成了越剧《祥林嫂》的诞生。
 
邀请袁雪芬参加“妇联”活动
 
  我认识袁雪芬,是廖临介绍的。那时我和廖临刚相识不久,只知道他是《时事新报》记者。1946年的一天,我们偶然相遇,廖临说他要去明星大戏院看望袁雪芬。因我在上海妇女联谊会(以下简称“妇联”)工作,演越剧的都是女演员,我想认识袁雪芬,多几个团结的对象,于是就跟随廖临一起到了明星大戏院的后台,见到了袁雪芬。
 
  对袁雪芬的第一印象,是朴实、稳重,没有旧艺人的习气。我曾去过其他的戏班,头牌演员架子很大,难以接近,后台也是乱哄哄的。而明星大戏院的后台清静多了,没有什么闲杂人员。一般演员都在大房间化妆,袁雪芬和范瑞娟是头牌,有单独的化妆间,是一个套间,中间有扇门,范瑞娟在外间,袁雪芬在里间。袁雪芬日夜两场演出,上午还要到电台演唱,做商业广告,预售戏票,有时还要做特别节目,戏票提前两天就能售完。袁雪芬日场下来一般不回家,晚餐由家里送来,她就在化妆间休息用餐。我就常去她那里坐坐,聊聊“妇联”的事,有时带些进步的妇女杂志给她,她都很感兴趣。后来,我就邀请她参加一些“妇联”的活动。
 
  “妇联”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妇女群众组织。“妇联”党组的屈元、魏静嘉、包仁宝和我,都是大学在校学生,主要负责女同学的工作。为了团结同学们,经常会开展一些活动。比如举办讲座,请社会名人郭沫若、夏衍、茅盾、林汉达等作国际国内时事演讲;举办联欢会,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形式灵活多样,切合时政,还请著名演员赵丹、白杨等来客串。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是袁雪芬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每当我邀请她参加时,她总是很高兴地来到现场,还主动上台清唱越剧,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我们还鼓动女同学去看袁雪芬的演出,支持她的越剧改革。袁雪芬的好友汤蒂因知道她参加联欢会并上台清唱越剧,感慨地说:“只有你童小姐办得到,别人是办不到的。袁小姐只在剧场和电台演唱,其他地方是从来不唱的,不管有多大权势的人来请唱堂会,她都是拒绝的。”汤蒂因是绿宝金笔厂的女老板,和袁雪芬是患难与共的至交,在袁雪芬遇到困难、遭受迫害时,她常常挺身相助。我和汤蒂因后来也成了朋友。
 
袁雪芬改革越剧编演新戏
 
  随着交往的增多,我对袁雪芬有了更多的了解。袁雪芬虽然已是名演员,但生活极其朴素,平日里从不施脂粉,梳一条大辫子,穿一件蓝士林布旗袍,看上去像个乡下姑娘。她还长年吃素,我起初以为她信佛,后来才知道是为了拒绝应酬。宁绍籍钱庄帮的人都很迷信,认为吃长素的女人不吉利,会冲了财气。吃长素是消极的办法,但为了保护自己,她只能这样。听说袁雪芬的父亲是乡村教师,为人正直清高,教育袁雪芬要自重自爱,不求成名但望成人。父亲收入微薄,为贴补家用,袁雪芬11岁就到戏班学戏,到嵊县、诸暨、绍兴、宁波、上海等地演出,历尽艰辛,还要受地痞和戏霸的欺凌。她厌恶这样的环境,但因父亲病重,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身上,无法离开。
 
  后来,袁雪芬在上海成为越剧名角,此时父亲已经病故,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妹妹,经济负担减轻了。她想实现改革越剧的梦想,便脱离原来的戏班,组成雪声剧团。她向老板提出要聘请编剧、导演等人员,演出有意义的新戏。老板当然不愿意增加这些开支,怕演新戏不卖座。袁雪芬就提出她可以少拿包银,只拿一半,用另一半的钱聘请编导人员。她还提出不拜客,不唱堂会,不许闲杂人员进出后台,老板不能干预演出剧目等。老板考虑到袁雪芬这块牌子的卖座率高,也只能同意了。改革后的越剧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有上手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日夜两场场场满座,过道上还要加座。袁雪芬是主演,非常辛苦,为了经常更换剧目,夜场下来还要排练新戏,有时通宵达旦。
 
安排许广平和袁雪芬会面
 
  我不懂戏剧,对他们的演出并不过问。那天去后台,刚好编剧南薇和袁雪芬在商讨剧本,说要把鲁迅先生的小说改编成越剧上演。我听到鲁迅的名字就插了一句:“你们想改编鲁迅的小说,最好要征得许广平的同意。”他们不知道许广平是谁。我告诉他们,许广平是鲁迅夫人。他们感到犯难了,不认识怎么办?我对袁雪芬说,我和许广平很熟,我去和她说说。
 
  我把袁雪芬要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成越剧的事告诉了许广平。许先生开始很惊讶,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看鲁迅的书都要受到迫害,没有哪个剧团改编过鲁迅的小说,一个演地方戏的剧团却要把鲁迅的小说搬上舞台,有点不可思议。许先生是广东人,从来没有看过越剧,更不知道袁雪芬是何人。我就把袁雪芬改革越剧的设想给许先生作了详细介绍。许先生对此很感兴趣,想见见袁雪芬,当面谈一谈。于是我就为她们约好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和许广平相识
 
  我和许广平相识,缘于上海妇女联谊会。“妇联”为了宣传扩大影响,想出个会刊,因为没有经费,由许广平出面联系了《时事新报》、《联合晚报》的两个副刊。“妇联”党组安排我去负责两个副刊的工作,这样我就和许广平相识了。许先生约我在她家和《时事新报》的主编马季良(唐纳)见面。
 
  我第一次走进许先生在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路淮海坊)64号的家,只见她住在二楼一间朝南的大房间,家具摆设简单;一张大床放在中间,把房间分隔为前后两半。我先到,随后马季良先生也来了。因此前已有学生和工人团体的副刊,刊名分别为《学生生活》、《工人生活》,故我们的刊名定为《妇女生活》,占《时事新报》半个版面,一星期出一期。《联合晚报》是许先生写了条子,我直接到报社找主编冯宾符,商定副刊名为《妇讯》,半个版面,也是周刊。冯主编要许先生写一篇创刊词,许先生以笔名“景宋”写了创刊词。
 
  因副刊的事,我经常去许先生家走动。她是名人,但没有名人的架手;待人亲切平和,我在她家不感到拘束。有时她家来了客人,我在前半间看书或写东西,他们在后半间谈话,互不回避。有时我去她家时,她刚好要外出参加活动,就带上我一起去。有一次;和许先生在女青年会小会议室开座谈会,邓颖超大姐刚好也来这里,就过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冯玉祥出国访问,许先生以个人名义在女青年会小会议室为冯玉祥夫妇开欢送会,也邀请我参加。
 
文化名人大力支持
 
  那天我因有事走不开,就由南薇陪袁雪芬去拜访了许广平。袁雪芬回来高兴地对我说,许先生一点架子也没有,同意改编演出,还担心我们演出鲁迅的戏会受到国民党的干扰。随后,南薇把《祝福》改编成越剧《祥林嫂》,袁雪芬进行了认真排练,还准备进行彩排,这在越剧演出史上是第一次。彩排那天,我陪许广平一起去观看《祥林嫂》的演出,在明星大戏院门口碰到廖临。他不知道我和许先生的关系,我为他们做了介绍,还告诉廖临,许先生是同意和支持《祥林嫂》演出的。许先生不但自己来看彩排,还邀请了十多位文化界的名人,如田汉、洪深、张骏祥、黄佐临、史东山、费穆、胡风、白杨、丁聪、吴祖光、张光宇、欧阳山尊等到场观看。越剧彩排是第一次,这么多的文化界名人来观看彩排更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演出非常成功,许先生到后台向袁雪芬祝贺。后采知道,田汉观剧后要约见袁雪芬,廖临陪同袁雪芬、南薇、韩义到于伶家和田汉见面作了长淡。
 
首次公演后的波澜
 
  越剧《祥林嫂》首次公演后,廖临以罗林为笔名在《时事新报》发表评论,称《祥林嫂》的演出是越剧改革的里程碑。《祥林嫂》演出后,不但受到进步力量的关注,也受到反动势力的敌视,恐吓、骚扰接踵而来。一天上午,袁雪芬要去电台演唱,她乘坐汤蒂因的自备黄包车从静安新邨寓所出来,在弄堂对面路口等红绿灯时,突然从路边窜出一个人,将一包大粪对着袁雪芬劈头抛下,随后飞快逃逸。袁雪芬回到家,家人都惊呆了。汤蒂因赶紧为袁雪芬清洗头发上的污秽物,并拿着弄脏的衣物到警察局报了案。经汤蒂因的劝慰,袁雪芬激愤的情绪慢慢地平复下来,下午的演出仍正常进行。后来听说,本来大粪中要加硝镪水和醋用以毁容的,那个小流氓没加,还挨了一顿训斥,真是恶毒至极。
 
  此后迫害行为仍没有停止,袁雪芬的寓所附近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监视盯梢,她还接到恐吓信,信封中装有子弹。田汉知道后很气愤;在大西洋西菜社替袁雪芬召开记者招待会,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安娥等文艺界、新闻界约两百多人出席,我和廖临也参加了。会上,袁雪芬谈了自己的遭遇,希望社会人士和新闻界伸出正义之援手,主持公道。洪深、许广平等发出强烈呼吁:“让一个善良的人活下去……”记者招待会后,许多报刊发表了伸张正义的文章。《祥林嫂》的演出,也引起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注,他冒着危险秘密地观看了袁雪芬主演的《凄凉辽宫月》。
 
再见袁雪芬
 
  因《时事新报》改组,马季良离去,《妇女生活》停刊。后来《联合晚报》被查封,《妇讯》也停刊。再后来,我被调离“妇联”,接受党组织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按照地下党的组织纪律,我和“妇联”的同志不再联系。我向许广平辞别时,许先生特地将鲁迅的《呐喊》一书签名送给我留作纪念。可惜这本书在后来的动乱年代里丢失了。解放后我和许先生没有能再见面,很怀念她对年轻人的关怀爱护。
 
  解放后,我和袁雪芬的交往也不多。记得1954年,她在华东医院疗养时,我曾去看望过她。1988年,我和廖临与袁雪芬在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相聚过。1992年,为纪念越剧改革50周年,袁雪芬邀请我和廖临参加活动,也邀请了刘厚生参加。听说当年是周恩来交待于伶安排刘厚生去雪声剧团担任导演、剧务部工作的。这次见面时,刘厚生说:我们曾经在同一条战线工作过,却在50年后初次见面。会后,袁雪芬邀请我和廖临、刘厚生、姚芳藻、梅朵、龚和德在她家小聚。
 
 
 
前排左起:姚芳藻、袁雪芬、童礼娟
后排左起:刘厚生、梅朵、廖临、龚和德
 
  有关越剧《祥林嫂》的诞生过程,已有过不少报道。我是这一过程的见证人,如实写出以上细节,为后来治史者提供方便。
 
 
 
                             ——选自2016年第7期《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