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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袁雪芬九十五周年诞辰专辑(一)

 

   
       【编者按】在人民艺术家袁雪芬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将在一些刊物中选登一批纪念袁雪芬老师的文章,以寄托我们对其的怀念。
 
 
一代中国戏曲伟人
刘厚生
 
  没有多久以前,一些老友、熟人陆续告别尘世,静静地走了。华君武、梅朵、黄宗江、赵寻、余笑予……我们这一代人都到了不如归去的时候,每次听到一个噩耗,都先是震惊,悲痛,逐渐也就淡然,谁能拦得住呢!最近,袁雪芬同志又于2月19日逝世,我虽然此前早有隐约的担心,还是感到特殊沉重的伤悲。但是不久,内心却又走出了悲戚之感,更多地回想她的一生,思念我们60多年的友谊,更不断地思考应该怎样看待她一生的艺术成就,她的事业贡献,她的人生价值。
 
  袁雪芬的一生,作为越剧改革的先觉者,作为越剧几十年的领军举旗人物,作为艺术家、事业家,即使从一分为二的角度看,也应该说是有着高度一致的评价。但是我也觉得,袁雪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的业绩至今已六七十年,有些已成为模糊的记忆,许多青年人更是闻所未闻。我们有必要稍稍回顾历史,重新认识她走过的曲折道路。
 
越剧改革的客观环境
 
  首先一个问题是,需要再想想当年袁雪芬开拓越剧改革的客观环境,不了解环境就难以了解她改革的艰辛。人们都知道她于1942年《古庙冤魂》开始改革,1946年《祥林嫂》飞跃进步,都是在旧社会反动统治下开展的。但是应该更具体说,1942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汉奸伪组织直接统治之下,连租界的所谓“孤岛”都已沉沦;1946年又是国民党反动派贪污腐化,民不聊生,并且即将开始内战,公开迫害进步力量之时。她的改革,是在风霜刀剑黑暗的世界里进行的。尤其是《祥林嫂》的创演,用鲁迅的小说,是农村弱女子的题材,向天控诉,要求公平的呼喊,在当时是明显向左靠拢的异端,是在许多人对左翼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境中的狂飙突进。这使我想起旧俄评论家称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剧《大雷雨》时,说那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祥林嫂》的出现,可以称为那个方生未死的严冬时代整个戏剧界的一声巨大的春雷。
 
  还要进一步看看袁雪芬切身周围的小环境。那时的剧团都是有老板的,剧团老板往往也就是剧场老板,绝大多数都是反动派爪牙的流氓恶霸,他们残酷地统治着越剧演员,把名演员当作摇钱树,像压榨机那样要剧团每天都是日夜两班,上午排戏,夜场戏后还常加班。一般演员在这种压力下只愿演些“路头”(幕表)戏,上台信口编词,说套话,唱套词,谁也不愿也没时间准确地背词,严肃地表演,要冲破这种时时处处无所不在的流氓压迫和姊妹们的习惯势力,真是谈何容易。有一段时间,她甚至要从自己的包银中拿出钱来聘请编导人员。那时袁雪芬还不是一个自觉的革命斗士,但她对健康艺术的追求是自觉的。她团结并且接受一些知识分子编导如南薇、韩义、成容、吕仲等的帮助,形成一支不大的进步力量,为他们还相当模糊的艺术理想进行战斗。为此,她不仅受到官府的限制、审查、禁止,更要被恶霸们抛粪、扔硝镪水加以辱害。但她直面现实,从不退缩。她的勇气,她的正直,她的气魄,实在值得越剧后来人的景仰。
 
在顺利环境中继续改革
 
  对于袁雪芬在黑暗旧社会中的艰难奋斗,如果说人们还常常提起,那么,对于她在新社会顺利环境中的改革活动,却极少注意和重视了。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上世纪50年代中越剧男女合演的推行。
 
  招收越剧男生,推行男女合演,是越剧界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件大事,大体上还算是顺利的,然而回顾当时,种种无形阻力还是相当沉重。一方面是内部,不少女演员不习惯同男演员合作,艺术上如男声女声也有困难。但是当袁雪芬作为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院长,提出这一任务时,大家都知道这是敬爱的周总理关心的问题,抵触情绪也就渐渐减少了。问题严重的是观众。在第一代男演员刘觉、张国华、史济华等经过培训登上舞台时,我曾看过一场演出,只要男演员一出场一张口道白或开唱时,台下那些妇女观众就哈哈大笑,意思很明显:不像,不对路,看不惯,下去吧!笑了连台上有些女演员也传染得笑,男演员尴尬难堪,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不少男演员因而退伍转业。然而袁雪芬带着有决心的男演员在埋怨声中坚持实验,花了几年时间,终于站稳了脚跟。现在上海、浙江等地,全女班和合演班已是两条腿走路。这方面的改革,同样体现了袁雪芬坚持创新不畏艰难的性格和勇气,她是从对越剧的责任心出发,为越剧开拓艺术的新地。
 
两个“乳娘”的性质和意义
 
  再一个问题是,袁雪芬常说,人们也都一致肯定,越剧的改革是以话剧和昆剧作为两个乳娘,因而获得巨大的助力。我以为也应该进一步探讨这一条剧种改革之路的性质和意义。
 
  一般说来,任一剧种的改革都必然要学习自己原来没有或少有的东西,作为营养吸入自己身躯,促使体脑的变化。按原有样式,创演一个新戏,就是使原先传统剧目改少为多,加些俏头,把严谨变为活泼,也是一种丰富,这样的改革可以称之为内向性的改革,走小步的改革,是原有艺术的量的增加。但梅兰芳青年时到上海看了一些新剧(早期话剧)后,回到北京就试演时装戏《孽海波澜》等,则显然带有向外学习,试图变大形,求质的变化的外向性改革了。(梅的大胆改革没有成功,是因为当时新剧本身就很不成熟,可学的东西不多。)袁雪芬的改革,应该认为就是比较有效的一种外向开放性的改革。
 
  京剧向昆剧乃至梆子剧种学习,因为都是大戏路子剧种,演出样式基本相同,都只能称作内向学习的改革。越剧是年轻的民间小戏,演出样式同昆京梆等古老剧种相比,一方面都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民族戏曲,有一定的共性,一方面在程式规范等特性上又有较大不同。因此她们向古老剧种学习,实际上可说是半外向半内向的。比如越剧如要演《牡丹亭》、《玉簪记》、《西厢记》不太困难,但都要做大幅度改编;越剧向京昆学习用水袖,但不学贴片子,讲究服饰华丽,却没有行当基本服装,等等。而向话剧以及电影、音乐剧等学习,则当然绝大部分都是外向性的,用不着举例证明。
 
  我以为袁雪芬这种艰难外向性开放型的改革,特别值得赞扬。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剧种剧团对向话剧(以及其它外来样式)学习抱有保守成见,总认为话剧家参与戏曲改革是以话剧来改造自己的。其实,关键只是改得好不好(或者说学得好不好),而不是能不能学的问题。任何文艺样式的发展改革提高,都必须是在自身原有基础(成就)上,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来。越剧着重改编古典文学作品,向京昆绍等前辈剧种吸取营养,都是向古代伸手的表现;向话剧电影等“洋”艺学习,充分使用舞台美术等等,当然是向外来伸手。袁雪芬这个主要的改革经验,显示了一种开阔的眼界,至今还有其现实意义,应当继续予以发扬。
 
追求高品位的艺术完整性
 
  袁雪芬在上世纪40年代改革之初,不满足于当时越剧班社演庸俗的才子佳人社会言情戏,不满足于挤满剧场的是趣味较浅低的小市民观众,她的理想是多演像话剧《文天祥》那样充溢着民族正气,显示时代精神的有深刻思想内容、艺术上更完整的戏。其意义就是,她在追求一种高级的、高尚的艺术创造理想。而创造这种高品位的艺术作品必须要有一个有科学组织、正规演出制度和先进艺术方法的团体。袁雪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种高而精的艺术境界。她在1942年开始改革时,演的《古庙冤魂》等带有妥协性的戏,此后不再上演。而《祥林嫂》则在此后几十年中四度重现。她在《祥林嫂》之后所演的戏,明显加强了对主题思想的重视。比如由袁雪芬发起并牵头十姐妹联合演出的《山河恋》,由田汉编剧的《珊瑚引》,韩义编剧的《万里长城》等等,虽然艺术上水平不一,都有着反豪门反暴政的内容,这在当时越剧一般演出剧目中极为少见。
 
  追求剧目的思想内容的提高只是初步。接下来必然要求文学和舞台演出的整体共同提高,也就是应当自觉地走现实主义的道路。而这在当时越剧团普遍受制于剧场老板的桎梏之下,既缺少优秀剧目,又是每天两场,每月换戏,演员疲于奔命,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也就是袁雪芬在《祥林嫂》之后的几年中,没有影响更大的力作的重要原因。一旦新中国建立,越剧有了国家剧院,生态环境改变,袁雪芬立即抓住机遇,积极努力于舞台艺术完整性的追求。在她领导下,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所有主要演员和所有人员重新整理《梁山伯与祝英台》,再度精雕《祥林嫂》,下大力新排《西厢记》,一直到《红楼梦》形成高峰。加上《情探》、《春香传》、《碧玉簪》等等一批精品陆续问世,越剧在演出样式上同过去没有大的不同,但整体的艺术品位则显然走上了一层新高台阶。在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影响之下,上海其它越剧剧团,浙江、江苏、福建各地的越剧团体,纷纷力争上游,形成了全国越剧界的大提高,这在地方戏曲各剧种中是极为罕见的。袁雪芬在其中——或者说在其中所发挥的高举大旗、以身作则的精神和作用,正是我们今天景仰和怀念她的重要原因。
 
对姊妹剧种的影响
 
  以袁雪芬为代表的上海越剧界,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所取得的高品位艺术成就和其中的经验,不可能不影响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同为人民服务的姊妹剧种。建国以后,在上海已有如沪剧、甬剧、锡剧等等纷纷建立编导制,编演新戏;特别是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之后,更是走向全国。那次大会上,23个剧种中,最受观众和专家们注意的,除京剧外就是川剧和越剧。川剧以其丰厚的传统蕴藏和鲜明的剧种特殊性格引起普遍的兴趣;而越剧则是显示了年轻剧种的青春靓丽和完整的舞台艺术美,获得各方赞扬。如果说川剧主要体现了传统的力量,越剧则重点体现了创新的精神。越剧由此引起许多剧种、主要是民间小戏的关注,越剧多个文学性强的优秀剧目广被移植,越剧的编导制度、特别是舞台美术成为学习的对象。应该说,几十年来中国戏曲在艺术上的进步,越剧是发挥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的。当然,发挥进步作用的不止越剧一家,越剧也在向其它剧种学习,那是不用说的。
 
对资料和理论的高度重视
 
  袁雪芬对越剧另一个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业绩是:她对越剧资料和理论的高度重视。现在,一本带有理论述评的《越剧舞台美术》画册和一本全面研究越剧的《越剧艺术论》已先后送在读者面前,但很多人不了解,袁雪芬为这两本书的编集撰写下了多么大的推动力和直接的关注。按说一个剧种的领军人物,理应同时引领艺术实践和理论探讨两个“军”,但中国过去许多艺人领袖都以为理论是文人的事,艺人只要演戏即可。袁雪芬不然,她对这两部大书倾注的心血绝不下于对演出、对青年的关爱。近十年中,我几次见到她,她都或是焦急,或是高兴地告诉我关于这两部书的进展信息。这种开阔的视野,对越剧理论和实践全面提高的期待,是值得姊妹剧种参考仿行的。
 
一代戏曲伟人
 
  袁雪芬对越剧艺术和越剧事业的巨大贡献及其影响,首先是由她的性格品质决定的。她没有学历,但在最基本的人生观、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上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是她贯彻一生的朴素箴言。由于她的高尚情操和进步追求,受到党的关注,更幸运地得到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直接爱护、教育和严格要求,使她成为一个自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戏曲战士。她在成就面前从不骄矜,遇到不幸更不后退。待人接物,从不拉帮结派,虚假团结,更不勾心斗角,排斥异己。她在性格上、工作中以及表演艺术方面不是没有缺点,但她一生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称得上一代中国戏曲伟人。(作者系戏剧理论家、原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摘自2011年第4期《中国戏剧》    
 
  
 
雪洁冰清 芬芳永在
 
——悼念老友袁雪芬
 
袁 鹰
 
  才过元宵节,袁雪芬同志在烟花爆竹声中悄悄化蝶西行,使人在喧闹欢腾中感到悲怆。近几年来我知道她身罹恶疾,几度住院,一直很牵挂,没成想猝然间竟成永别。遥望申江,60余年往事霎时间涌上心头。
 
 
  坦率说,在观赏《祥林嫂》预演并且同袁雪芬结识之前,我虽在上海已生活多年,对越剧的印象,除了从邻家收音机中听到几段《碧玉簪》、《珍珠塔》或者后门胡同里弄妇女哼几句“十八相送”、“盘夫索夫”以外,几乎一无所知。1946年5月的一天,好友廖临约我去明星大戏院看雪声剧团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预演,又详细告诉我他认识主持剧团的袁雪芬和编导者南薇。为了将鲁迅作品搬上越剧舞台,他还陪同他们去拜见许广平先生,得到广平先生的赞许,又得到刚从内地回到上海的老戏剧家田汉和于伶的热情支持和细心指点,使这出新戏同越剧观众见面。我在新奇和高兴之余,不免有点狐疑:一向演才子佳人戏的越剧能演得好鲁迅的作品吗?坐在剧场里,大幕拉开,我的心就同全场观众一样,随着祥林嫂坎坷命运的发展,渐渐地全神贯注了,直到风雪之夜,被人间抛弃的祥林嫂举手向天:“灵魂到底有没有?抬头问苍天,苍天不开言……低头问人间,人间也无言……”苍天无语,一位饱经苦难的妇女倒在雪地里。全场寂静,都沉浸在浓重的哀伤中,过了十几秒钟,才突然爆发热烈的掌声。
 
  《祥林嫂》预演成功,博得上海进步文化界的一片赞誉。田汉先生高兴地对袁雪芬说“越剧能演这个戏是出乎意外的”。最早出现的文章是《文汇报》5月8日发表的《且向歌台看巨人》,影剧评论家梅朵热情肯定《祥林嫂》的改编使越剧走上一条新路,又认真地对编剧、演出和音乐提出中肯的意见。袁雪芬和剧团其他负责人认真研究这位行家的建议,并且着手改进,在10月间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再度演出时,果然有了新的面貌。
 
  我那时刚踏入新闻界,在进步的小型报纸《世界晨报》担任记者。《祥林嫂》预演后两天,我到明星大戏院后台去采访。袁雪芬身着淡青色竹布旗袍,谈了两个下午,她并没有多谈自己在浙江嵊县农村从小学戏的经历,更多地谈对越剧现状的担忧和对改革越剧的愿望。她认为比起话剧、电影以至戏剧界老大哥京剧,越剧在多方面都还落后,必须在编剧、导演、表演、音乐和舞台美术等等方面进行改革,才能赶上时代,获得更多的观众,只给他们看老戏是没有前途的。她从3年前就在大来剧场开始改革的试验,还在摸索中。这次得到新文艺界不少前辈指导和帮助,演出《祥林嫂》,将鲁迅先生的作品搬上越剧舞台,也是一种改革的尝试。
 
  面对着这位衣着朴素、音调平和似乎弱不禁风的青年女演员低声细语的叙述,我的心情不仅感动,而且有点震动。越剧当时在上海戏剧界地位不高,远不及京剧,既有“四大名旦”,又有南北各派老生,长期轮流在黄金大戏院、天蟾舞台、更新舞台等等一流戏院登台。地方剧团只能在二三等戏院演出,观众同沪剧、淮剧一样,大多是女工和家庭妇女。一位社会地位并不高、剧团实力也不强、还常常受到社会上恶势力欺凌的演员,不仅出污泥而不染,拒绝上海滩地方戏曲界那些受戏霸控制,拜“过房爷”、“过房娘”之类的恶习,坚守自己的正直清白,还有如此高尚的志愿和改革的勇气,实在太可贵、太难得了。
 
 
  上海越剧观众从“的笃班”、“女子文戏”到听惯了“落难书生中状元,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忽然在舞台上看到这么一位祥林嫂,不禁耳目一新,被她强烈地吸引了。越剧同行姐妹们,也都从《祥林嫂》看到一片新天地,引起她们许多思索。然而,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也必然会遭到恶势力的阻碍、歧视和打击。何况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地方戏剧团,又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伶!于是,在赞赏声的同时,出现了挖苦讽刺的噪音。反动报纸说她“向左转,赤化了”,从政治上给她抛来一顶可怕的帽子。戏霸、流氓、地痞无赖更是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1946年8月中,她在一次乘三轮车去电台播音途中,一群无耻的流氓竟向她抛掷粪包,对她进行污辱。此事在报纸上披露后,立即引起社会上的巨大反响。许多人都表示同情,有人看笑话并且挖苦讽刺,作为袁雪芬的朋友,我们都很关心她的安全,不知她会不会被这桩卑鄙无赖的行径所击倒。
 
  9月10日那天,恰遇中秋节,袁雪芬决定举行一次招待会,公开向文化界、新闻界人士诉说她的遭遇,控诉对她的诬蔑和迫害。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政府连续制造殴打上海和平请愿团人士的“下关惨案”和枪杀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的昆明惨案,人心激愤。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袁雪芬的控诉自然博得同情和支持。那天上午,福州路大西洋西菜社的大堂里坐满了人,郭沫若、田汉、洪深、于伶等文化界名人都出席。事先,袁雪芬向于伶请教招待会怎么开,于伶便劝她只讲女艺人演戏艰难,自食其力认真演戏仍然受到迫害,不要讲别的,也不要请郭沫若先生讲话,因为那些日子郭沫若多次在各种集会上大声疾呼,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已经引起当局注意了。洪深教授首先发言,他痛斥邪恶势力的卑鄙行径,义正辞严地高呼:让一个善良的人活下去!其他发言者也都是激昂慷慨,义愤填膺。袁雪芬遵照于伶的劝说,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再说话。第二天进步报纸都发了新闻,鲜明地表示了支持。
 
  这是袁雪芬第一次不是作为剧中角色出现在舞台上,而是以一个正直善良的演员身份向社会显示自己的品质和尊严,面对反动当局的无理迫害和恶势力形形色色的打击,有如狂风中的翠竹,寒雪里的红梅,傲然屹立,散发芬芳。后来她曾说起举行招待会的前几天,《新民报晚刊》上一篇题为《勖袁雪芬》的短文给了她心灵上的震动,引起深思。文章中说这种下流手段,倒正是对袁雪芬今后做人行事的一种试验和激励,“她可以从这件事情来认识正人君子们的本来嘴脸,他们嘴里讲的如何冠冕堂皇,而心里却卑鄙龌龊。在越剧界不肯出卖灵魂而被丢了一个粪包,这正如在政治上不肯出卖节操而挨了手枪炸弹,同样的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可能正是这几句含意深远的话给了她启发和勇气,让她坦然面对周围一片恶俗空气,平静地走进大西洋餐厅。她一直记住这篇几百字的短文,却并不知道那篇署名“朱儒”文章的作者正是文艺界都很敬重的前辈夏衍。
 
  这次中秋聚会给袁雪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让她看清在恶势力横行的上海滩上,依然有那么一股正气,有那么多主持正义的人士,也使她增添同周围恶势力战斗的勇气。她一直以“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作为自己为人从艺的信条,终身奉行不渝。这两句话,也成为越剧姐妹们的座右铭,鼓励自己在当时上海那种恶劣环境中不随波逐流,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坚守一方净土。一年以后,为筹划创设越剧学校和建造实验剧场,她联合十位同行姐妹,上演了《山河恋》,这种空前绝后的举动,轰动了上海娱乐界,使戏剧界和越剧观众久久不忘,更让越剧姐妹们深深体会到自己的价值和团结的力量,至今一说起《山河恋》的盛举,后辈越剧界人士仍然还引以为自豪。
 
  《山河恋》的轰动尚未消歇,越剧界又遇到一件令人震惊的悲剧:名演员筱丹桂由于不堪受到戏霸张春帆的迫害,愤然服毒自尽。袁雪芬同徐玉兰、竺水招代表越剧姐妹们同张某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筱丹桂大殓那一天,全上海34家越剧场子全部停演日场,以示哀悼,所有越剧演员都去殡仪馆为这位被迫害致死的姐妹同声一哭。筱丹桂之死,让袁雪芬和她的姐妹们明白:在这样腐败反动的统治下,正直的人要想活下去,只有团结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推翻这个反动政府,光靠舆论谴责,去法院打官司,是没有用的。
 
 
  上海刚解放头几天,我就听《解放日报》同事高兴地说起去纺织厂采访时,正遇到袁雪芬和几位名演员带领的宣传队在演唱新编的越剧唱词,宣传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女工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遍一遍地唱,满头大汗,连工人们端来的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我听了同他一样高兴,而且能想象现场的热烈情景。在旧时代处于社会底层备受歧视和凌辱的艺人(尤其是女艺人),最有切身的翻身感。那年夏天有一次见到袁雪芬时,她兴致冲冲,笑口常开,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她参加由市军管会文艺处举办的地方戏剧研究班,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党的文艺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她面前是一片阳光明媚、生机勃勃的新天地,她笑着说:“我现在每天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真的!”我完全相信这是真话。
 
  9月间,她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三位戏剧大师一起,作为“特邀代表”去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讨论建国大计,选举国家领导人,还参加了盛大隆重的开国大典,她说前后几十天等于是“学习了几十天”,是有生以来从未经过的,感到是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从此,她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她关心抗美援朝,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也更关心自己日夜萦怀、含辛茹苦从事的越剧的改革。
 
  自然,在以后十多年中,她同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一样,无例外地遇到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作为越剧院的领导人,她还要领导运动,带头检讨,一贯刚直不阿的她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做些违心的事,常常处于苦恼无奈、彷徨无计的心情中。她说自己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她尊敬的夏衍、田汉都远在京诚,她最信赖的、时常去请教的于伶,又陷入潘汉年冤案处于“靠边”状态。到了60年代初,上海那位“左”得出奇的“一言堂主”又对文艺界放出一个“大写十三年”的高论,捆住文学艺术家的手脚,在他们头上高悬一柄随时会落下的利剑。从此举步维艰,直到那场祸国殃民的十年大动乱,人人都陷入罗网,在劫难逃,挨斗、被打、诬蔑、迫害、身陷囹圄,许许多多人都亲身经受煎熬,也不必多说了。
 
 
  1978年12月,我奉《人民日报》领导之命,同文艺部两位女同事去上海,邀约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揭露林彪、江青一伙奸佞破坏文艺事业、迫害文艺界人士的罪行。袁雪芬应邀来参加,劫后重逢,看到她虽然清瘦,神情却依然健旺,不觉悲欣交集。会后握别时,她一再请我们去看正在上演的《祥林嫂》,还特地嘱咐我:“你一定要去认真看—次,这次是第四次修改加工了,看看比32年前进步多少,给我们提提意见。”30年后重看舞台上的《祥林嫂》,确实大不相同,演祥林嫂的金采风,是按袁雪芬的路子演的,也有自己的创造,结束时仰天悲呼,催人泪下。只是几天后我们就赶回北京整理座谈会纪录见报,没有机会再见到雪芬面谈我们的感受,很觉歉疚。
 
  对《祥林嫂》,袁雪芬有着漫长的强烈的情结。她说过:“在自己演过的许多角色中,最喜欢的就是祥林嫂,愿花毕生精力塑造祥林嫂的艺术形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集夫权、族权、神权、政权的压迫于一身,概括了几千年来农村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其思想性、哲理性和人物内涵的深刻性都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的人物,在舞台上没有什么漂亮的服装吸引观众,对演员来讲没有什么好依傍、好掩盖的东西,因此对演员的表演要求更高。这样典型性很强又富有底蕴的角色,一个演员一生中很难遇到,而我有幸遇上了,所以十分珍惜,1946年初次演出以后,1956年、1962年和1977年,三次重演洋休嫂,每次演出前都再读一遍《祝福》,再去体会原著的精神,都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进行新的探索。40年来不断修改加工,使这个人物更丰满、更完美。”一位戏剧表演家,如此执着地千锤百炼精心创造一个艺术形象,付出几乎毕生精力和心血,实在令人佩服,我孤陋寡闻,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几人?
 
  1978年,袁雪芬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常来京开会,我们晤面谈心的机会增多。除了谈越剧改革、创作新剧本、培养年青演员这类大的话题以外,她有时也不免叹叹苦经,某位上级领导常常主观武断,偏听偏信,不恤下情,随意申斥,使她很苦恼。她曾有一封申诉材料,要我转给夏衍、周扬同志。谈到自己生活上许多不如意处时,难免情绪激动。有一次她说:“邓颖超大姐以前说我性格里有悲剧成分,我一直记住这句话。常在悲剧中过日子,自然性格里就有悲剧成分了。”我只能默然无语,半晌才劝慰道:“总会过去的,还是要想开点。”她摇头苦笑一声:“不想开又能怎么样?我们以前不是唱过吗?年年难过年年过……”
 
  1985年,雪芬同志退居二线担任剧院名誉院长后,进入书斋,潜心于越剧改革的理论著述,又主持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选。我连续收到她寄来的《重新走向辉煌——越剧改革五十年论文集》(1994年7月出版)、《上海越剧志》(1997年12月出版)和《袁雪芬文集》(2003年l2月),捧着三本巨著,我在拜读之际,一次次惊佩于作者为它们付出的心血和毅力。她不仅担任主编,审阅文稿,还写了好多篇很有分量和深度的评论。《文集》40万字,收入她五六十年中写的120篇文章,那篇3万字的《值得花毕生精力塑造的艺术形象》长文,详细地回忆和论述《祥林嫂》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几次改编、几次提高表演艺术的过程。《甘苦得失寸心知》从越剧改革40年的回顾中谈自己的认识,还有不少文章,记下了对宋庆龄、周恩来、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记下对前辈戏剧家梅兰芳、田汉、周信芳、于伶和几位师友的崇敬,对尹桂芳、马樟花、傅全香、范瑞娟、张云霞、商芳臣、徐天红等越剧姐妹的深情回忆,对青年男小生刘觉、赵志刚的热心关怀,字里行间,都体现着她的人品和戏品。我们暌别多年,相见日稀,读她的文章,也就如同晤面畅谈。《文集》将我在1946年10月发表的小文《〈祥林嫂〉——新越剧的里程碑》列在附录里,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它是我们两人交往的开始。在她的笔下,即使纯粹谈表演技巧的文章,都闪现着那“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十二字箴言。它将会同她的艺术一起,长留人间。如果将“演戏”换成“做事”二字,这两句话同样可以成为我们许多人包括社会各界人士一生的箴言,然而,真要不折不扣做到这十二个字,又谈何容易!这也许是袁雪芬远去留给我们最沉重的哀思。(作者系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散文家)
 
           ——摘自2011年第3期《中国戏剧》